宋真宗封禅以后，历代帝王虽据祀典或遣官致祭，或登临泰山，但再没有举行过封禅大典。封禅制发展到明清时，由祭天告地的大型封掸仪典，演变成频繁而广泛地朝拜泰山神和泰山老母的祭祀活动了，明代是这一演变的过渡阶段。帝王既不封禅，也不巡狩，而是接连不断地派遣大臣或道士致祭。这与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发展有重要关系。自秦始皇开始直至汉武帝等，均是利用“五德终始说”进行封禅活动，实质上是愚弄人民。但是宋代以后，理学盛行，汉儒的旧说被宋儒的新说代替，宋明以来的儒家理学，虽其主导倾向是唯心论，但重思辩而反对宗教迷信，封禅之为已被士大夫所轻视，皇帝以此行骗已经行不通了，所以封禅大典也就不能再郑重地进行下去了。历代帝王祭天告地的国家大典嬗变为帝王祭泰山神和黎民百姓崇奉泰山老母的民间宗教活动。

由农民起义发迹的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声言不祭山川诸神。但由于政治的需要，第二年便命都督孙遇仙等重臣分祭岳渎，第三年又崇奉泰山神。他认为，岳渎在古时均以山川之名而称之，并无封号，便去掉泰山神“帝”号，并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在岱庙立碑，诏告天下 。接着委派大臣或道士四次到泰山致祭。后来，自成祖朱棣到神宗朱翊钧200余年间驱使臣、道士祭岱45次之多。到清代“康乾盛世”祭祀活动发展到高峰。帝王除亲朝泰山或到岱庙拜谒外，也沿袭明制“通官致祭”之礼。康熙皇帝三祭泰山，两次登岱顶，遣官致祭9次；乾隆皇帝祭泰山10次，其中6次登岱顶，遣官致祭18次。明清国家典制规定：“国家有大典礼、大政务及证伐奏凯、河渠祈祷之事，或巡狩经过，皆命重臣致祭岱岳。”

清圣祖玄烨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时，清兴一统已4O年，边塞既平，台湾归化，廊清内外，于是东巡至于岱宗，躬祀东岳庙。虽然不是封禅大典，但巡行队伍仍然浩荡庞大，仪礼也十分隆重繁琐，迎送大臣及沿途百里之内的地方官绅均跪送跪迎十里之外，祭泰山神时，也是三献之礼，行二跪六叩大礼。然后登岱顶题“普照乾坤”四字，勒“云峰”二字于大观峰。圣祖皇帝于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再经岱麓，重瞻东岳庙。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他又南巡阅黄河至泰安州，重登泰山。清初学者毛奇龄有《奉和扈从登封应制诗》：“东方雄镇护神京，豫日宸（帝王的代称）游减禁兵。霜绕幔城严未启，花开辇路笑相迎，晴看御马林间度，夜听天鸡海外鸣。九点齐烟浑一望，可知天宇正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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