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禅之说最早见于距今260O余年前的春秋初政治家管仲所著《管子·封禅篇》。据载，春秋时，齐国国君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进行改革，奋发图强，对外实行“尊王攘夷”、“九合诸侯”的政策，使其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他自以
为功高德显，会合诸侯于葵丘议论封禅之事。管仲劝阻说：“古圣王成功道治，天赐符瑞才去泰山封禅，现在符瑞不见，凤凰不至，麒麟逃遁，是不祥之兆。不可行封。”桓公不甘心地争辩道：“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黄昏前把马系在山下而登卑耳山；南伐至召陵上熊耳山，可望伊水、洛河。寡人南征北战，九合诸侯，救助天下，与尧、舜、禹三代受命君主有何不同？”管仲见桓公雄辩不服，又进一步劝说：“古之封禅时东海出了比目鱼，西海有了比翼鸟，许多祥兽瑞禽不召而至，今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不祥的猛禽鸱枭数至，蓬蒿藜莠遍地。这证明你既无‘受命于天’，又无太平盛世功绩，怎能欺天去封泰山呢！”这时桓公才口服心服，遂罢封禅，这说明古帝王封泰山并非任其所为，而是有多方面的严格限制，缺一不可。

管仲为宣扬封禅之重，还向桓公概述了自三皇五帝至周代的封禅历史：“古天子封泰山禅于梁父者有七十二家。但我只记得十二家：无怀氏、虑羲氏、神农氏及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帝喾、老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才去封禅。”司马迁在《史记》中引用其说。

如今岱阴佛爷寺东南十余里有明家滩村，这里便是周明堂故址。周明堂即周天子东巡封泰山时朝见诸侯的地方。《礼记》载，昔殷纣王大乱天下，周公为相，武王代纣；后来武王驾崩，以成王年幼，由周公摄理政事，朝诸侯于明堂。《史记·封禅书》：“泰山东北址有古时明堂处，齐有泰山之明堂也。”金代山民耕地时常见瓦砾遍地。至明末清初遗址尚存。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山民凿井曾挖出古玉器2O余件，卖与济南茹古斋，后存济南商会。战乱时，茹古斋又取回变卖，每件即数万元，后来大多流于国外。明代毕喻《明堂》诗曰：“黍离诗自咏东周，翠辇无因此地游。朝聘不闻来束帛，会盟谁识有诸侯，圣贤述作光千古，王霞兴亡付一丘，莫向高台寻旧迹，断碑残砾不胜愁。”

汉初文史学家韩墨在《韩诗外传》中说：“孔子登泰山见易姓而王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余家，不知道的则数以万计。因古帝王对封禅之礼秘而不传，所以，难以考察。”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再次纪述说：“百王太平，升封泰山。泰山之上，封可见者七十有二，纷纶湮灭者不可胜数。”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管仲、孔子等人虽然对古天子封禅仪典不很了解，对登封者的姓氏也难于一一考证，但他们确确实实在泰山上见到了众多的封禅坛遗址，遗迹，并依此类推。由于年代久远而毁坏湮灭者“不可胜数”，甚至“数以万计”。这足以证明封禅之典早在春秋前，业已成为国家定制，匡世盛举。但因那时诸侯众多，征伐不断，国小民弱，故封禅制尚未完善。封禅之典也并不象后世那样浩在隆重。